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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月岛那些风花雪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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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让孩子喜欢记忆

与上述目的相同的目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入理解,决定了传记性的成分在历史教育中的地位。毫无疑问,只有历史材料以个人方式提供出来,只有当它们总结了某些英雄人物的生平和业绩时,历史材料才能最充分最生动地受到儿童的喜爱。仍然有可能运用传记,这样的话它们就成了单纯的传奇轶事的汇编,其有趣可能达到耸人听闻的程度,却不能引导儿童更接近于理解社会生活。当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与他的社会环境隔离时,当不能使儿童感觉到唤起英雄人物的行动的社会状况以及英雄人物的行为对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传记能显示出社会需求和成就的鲜明的概括,如果儿童的想象力能描绘出社会的缺陷和大声呼唤人们去解决的问题以及个人应付紧急事件的方法,那么,传记就是社会研究的一个元件。

他说,我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我爱玩呀。

木工车间是全天开放的,其中有男生班,也有女生班。学生只要有空,就可以走进车间参加活动。所做的工作并不限于训练儿童如何使用各种工具,但是每个儿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制作某样东西,只要那东西对他真正有用。工具的作用过程和控制方式,是在学生做某项工作时教给他们的。这就是学校中从事的一切职业活动的秘诀。这并不是不顾那些对儿童今后有用的教学过程中的较为遥远的目的,而是所使用的材料都必须对儿童或学校有一些直接的价值。男孩子学习木工,就去制作学校所需要的东西——桌子、碗橱、书架等等,或者做些校舍维修工作。女孩子学习缝纫,就去替自己或兄弟姐妹裁剪衣服,或去替学校制作窗帘和和亚麻织物。她们学习烹调,便去为学校和街邻做午餐热汤,或是为自己班级准备整餐食物。除了烹调和缝纫科目外,女孩子还有女帽班和针织品班。这两个班级从经商角度说是教给她们今后能赚钱的手艺。女帽班的学生起先替自己制作和装饰帽子,以便能熟悉这门行当的不同工序。接着,班级里技能最熟练的女孩子被允许去朋友和街邻那里接货,为他们缝制和装饰帽子。顾客除支付材料成本费外,还须付很小一笔手工费,这笔费用收归学校财库。女帽班的学生为左邻右舍做了不少东西,有些帽子做得非常出色。针织物品是当作一种职业教的,凡想赚钱的女学生都有机会去学怎样做花边、桌子垫布以及各种各样的编织物品如头巾等等,以待出售。女学生一边学做这些东西,一边做一些对自己和家人有用的东西。

记忆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其他一切都是薄荷、大茴香、小茴香。所需的一件事是,我们要认识到,像其他力量是实际的一样,道德原理也在同一个意义上是实际的,它们是社区生活中和个人活动的结构中所固有的。如果我们对这一事实获得真正信心,我们就获得了从教育制度中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效的惟一必要条件。依据这种信心去行动的教师就会看到,每一门学科、每一种教学方法、学校中的每一偶发事件都孕育着培养道德的可能性。

没有向上的积极性,孩子的智能常常处在不好的运用和发挥状态。

在菲亚霍普,学生永远没有向这种不利情况作斗争。他们在学校里都一样快乐,而且热情地要求他们“爱”这个学校。不仅这些功课对于整个小组是感兴趣的,而且没有一个儿童被迫去做没有吸引力的工作;每个学生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他要做多久就可以做多久,不会受任何别人的干涉。可是,儿童不是没有任何训练的。当他们在校时,他们必须坚持工作,还要学会不干扰他们的同伴,以及必要时去帮助他们。学校沿着健全有效的方式前进,不允许一个儿童任性和懒散。

只要做到这一点,经过一个阶段的培育,积极的因素一定会增长,你就不用为孩子的学习担心了。

苍月岛那些风花雪月(上)如果历史教育的目标是使儿童了解社会生活的价值,在想象中领悟对人们彼此之间的有效合作有利或有碍的力量,去理解各种各类推动前进和阻碍前进的人物,那么,它的描述中的主要事情是使历史成为前进的、动态的。历史不应当表现为结果和效果的堆积,表现为只是陈述发生了的事情,而应表现为有力的、行动的东西。动因即原动力必须突出。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聚积知识,而是为了运用知识去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画,用以表明人怎样和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怎样和为什么取得成功和归于失败。

五个积极性永远比方法更重要

英语课也同样以盖平房和它的居民生活为中心。拼读课以他们在建筑等活动中用到的词汇来进行。完成房子的计划,房屋及用具的说明,以及对住在这房子内的家庭生活所作的描述,为作文习字课提供了无穷的材料。儿童将自己的作文朗读给全班听,让全班来评议,这又成了修辞课;甚至语法课也因为引用有关农场的句子而变得更有趣味了。

9.3改变自己的家长形象

(任钟印译)

记忆是一种能力,在较好的自信状态下才能发挥得好,所以一定要培养孩子记忆力的自信。

可是,对儿童来说,作业工作具有强烈的兴趣,这是无可置疑的。只要看一眼进行此项工作的任何一所学校,就会对这一事实提供充足的证据。在校外,儿童的大部分游戏都不过是或多或少复演社会职业的缩影和漫无计划的尝试。有确定的理由可以相信,随着这些作业而出现的兴趣是一种完全健康的、永久的、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类型;通过赋予作业以重要地位,我们应能得到求助于儿童的自发兴趣的卓越的、也许是无与伦比的途径,而同时又保证我们所安排的不是单纯使人愉快的、令人兴奋的或短暂的东西。

孩子学习不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学习兴趣不够。学习成绩常常直接反映出学习的兴趣。

在30年代课程问题的继续争论中,杜威发表了一本重要著作《教育混乱中的出路》(1931)。在他看来,美国教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稳定之中。与30年前比较,初等、中等、高等学校课程的内容是大大地丰富起来了,可是年青一代的教育是否按相应的比例丰富起来了,这是值得怀疑的。在科学、艺术的知识已经变得相互交错、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教学工作以彼此隔离的、独立的各门科目为基础,必然导致目前的混乱。他反对一些所谓“设计”采用的时间短、内容琐碎的作业,不过这不是“设计”本身固有的缺点,也有一些设计在学习者的经验和能力的范围内,能激发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知识的需要,但这种方法不是惟一的选择,即使对于初等学校也是这样。在目前,虽然激进地采取一些新教材,可是仍旧沿袭传统的方法,这如同“旧瓶装新酒”,从中看不出教育混乱中的出路。①

一定要让孩子从现在就开始爱学习,有自信,积极向上,逗着那五个积极性火苗在他心中逐步燃起,只许往里面添柴,风还不能大不能小。

①“大学初等学校”(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是正式名称,附属于芝加哥大学,后来叫芝加哥实验学校,简称“杜威学校”。——译者

自信的意义就是更有效地发挥智能,而且更有效地开发智能。

目 录

我说,我以后有时间愿意看看你踢球。

为了培养辨别和比较的能力,特别安排了一些发展儿童各种官能的练习。儿童的各种感官几乎都用所设计的各种器械如纽扣的构架进行训练,以允许儿童为达到一个目的而做一件事情。学生使用这些物品,不必依一定的程序,也没有限定时间的长短。除了年龄最小的儿童只能做最简单的练习外,其他的学生都可以自由地从事任何他们所希望的工作,并且愿意做多久就做多久。蒙台梭利相信,儿童很自然地会去做那些他已有思想准备的练习。在各种材料中,发展触觉的材料是最简单的。这些材料是一块块的小木板,上面贴着一条条的沙纸,从最粗糙的到最光滑的都有,此外还贴着各种类型的布条;儿童蒙起眼睛,用手摸这些东西,辨别它们的差异。为了教儿童辨别物体的形状和大小,设计了一些教具,这些教具利用触觉来充当视觉的强有力的辅助手段。还制作了各种木块,上面挖了一个个直径和深度不一的洞眼,每个洞眼都正好可以放上一个圆柱体。练习时儿童先取出所有的圆柱体,接着用手指摸摸这些圆柱体的边缘,再摸摸木板上洞眼的边缘,然后把圆柱体一一放入适当的洞眼内。判断大小的能力也得到了练习,方法是给儿童一套由小到大的木块,用这些木块他可以搭成一个宝塔,另有一套木块他可以用来叠成一座楼梯。发展辨别形状的能力是通过各种形状的木头镶边进行的,这些镶边可以分别配入在一块薄木板上所刻的各种形状的洞眼内。练习时儿童把各种镶边取出,对它们有了一定的感觉之后再放回原处。然后教师在儿童触摸镶边时告诉他各种形状的几何名称,并且要儿童通过名称来区别它们。

从表达入手,是提高孩子学习能力的突破口之一。

但是,许多学校总是朝着与这个原则相反的方面进行。它们不去研究儿童在生长中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只是拿成人所积累的知识,也就是和生长的迫切需要毫不相关的东西强加给儿童。卢梭说:“一个成年人确实必须知道许多东西。可是成年人所应该知道的一切,难道儿童都该、都能学吗?把作为一个儿童用得着的东西教给儿童,你可以看到已经花费他的全部精力了。为什么硬要他学习也许一生用不着的东西,而忽略了那些适应他的目前需要的东西呢?但是,你要问,等到要用的时候再去学那些应当知道的东西,岂不太晚吗?我不能说。但这点我知道,教得太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真正教师是经验和感情,成年人除非根据他本身的条件,决不会学习适合他的东西。儿童知道他一定要长大成人;他可能有的关于成人的种种观念,给了他很多教育的机会。但对于他不能领会的那些观念,却不应该使他知道。我的整本书就是支持这个教育基本原理的一个继续的申辩。”

人类大脑的潜力非常大,只要你相信自己的孩子不比别人差,相信孩子是聪明的,同时注意开发,都能够成为天才。

当然,大多数的学校介于这两种思潮之间。儿童必须得到发展,而且是自然的发展,但是社会变得如此复杂,它对儿童的要求如此重要而继续不断,以至于我们必须把大量的东西提供给他。在现代生活中,自然界是极广阔和细密的,它不仅包括儿童所处的复杂的物质环境,而且包括各种社会关系。如果儿童要掌握这些东西,他必须涉及很多的领域。怎样以最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呢?所用的方法和材料必须本身充满生气,对儿童来说足以代表构成他的世界的整个严密的自然界。儿童和课程是两种有效的力量,两者相互发展,相互作用。在参观学校的时候,对一般学校教师感兴趣的和有帮助作用的就是各种方法、课程、儿童度过时间的方式;那就是所形成的儿童和他的环境之间的调整的方式。

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强不强、是不是善于工作,是整个素质的综合。当我们说一个人有工作能力,他的工作效率特别高,指的是一种综合能力。无论哪一方面欠缺,都会影响他的工作能力。

如果这些表述确切地阐明了福禄培尔的教育哲学,就应当把实验学校看作这种哲学的体现。目前正在试图将运用于12岁儿童的这些原理,以同样的信心和真诚将它们运用于4岁的儿童。然而,企图把可以称之为幼儿园态度的东西推广到全校,必须将严格意义上的幼儿园时期——即4~6岁儿童——所做的作业作某些修改。只需要陈述一下理由以使人相信,尽管有些修改具有明显的激进的性质,但它们是符合福禄培尔精神的。

成绩不理想有几种情况,中等是一种,较差是一种,中上还是一种。对于这样的孩子,你肯定不能再督促他在刻苦上下功夫,更不能用多做题解决问题。

最先具有重要影响的是裴斯泰洛齐和教育学中的感觉训练与实物教学派的学说对自我活动的内在的、抽象的、因而是纯粹形式的概念的至高权威提出的挑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心理学仍然与错误的心理学或关于身心关系的错误哲学结合在一起。感觉被假定为知识的入口、通道、门户,或至少是知识的粗糙原料。人们还不知道,感觉器官只是刺激到运动反应的小道,不知道只有经过这些运动反应,特别是经过考虑感觉刺激与运动反应的相互适应,知识的成长才会出现。对颜色、声音、接触等等的感觉特性之所以重要,不是在于它们只有接受和贮存的作用,而是在于它们与各种形式的、能促进智力控制的行为之间的联系。如果不通过积极的反应使各种不同特性互相具有意义,并把它们联合成首尾一贯的整体,婴儿就连一项知识——帽子、椅子、橘子、石头、树——也不能得到。甚至在通常严格的、将压制一切形式的运动性活动视为主要任务的学校里,在这种情况下也还允许的体力活动如在自己阅读时的动眼、动嘴唇等等,在阅读、计算、写字、背诵时的体力调整,在吸引注意力方面,也比通常所认为的重要得多。然而,行动的机会是如此贫乏,如此偶然,很多精力仍然没有被利用,从而随时准备在恶作剧或更坏的事情上迸发出来;而心中却胡思乱想,白日做梦,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想入非非。

要逐步帮助孩子找到前进的具体方法。

必须记住,福禄培尔的象征主义有许多是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两个特殊条件的产物。首先,由于那个时代关于儿童生长的生理学上和心理学上的事实和原理的认识不足,他往往不得不求助于对游戏等等的价值做出牵强附会的矫揉造作的解说。对于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福禄培尔的许多解释是笨拙的、牵强附会的,他对现在可以用简单的、平常的道理加以系统阐明的事情提出抽象的、哲理上的理由。其次,德国的一般政治、社会条件不允许想象幼儿园的自由、合作的社会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生活之间的连续性。因此,他不可能将教育中的“作业”看作是社区生活中的伦理原则的不折不扣的再现——后者往往过于严格,过于威严,不值得作为典范。

第三,性格的差异也表现出来了。

在实践方面,这个实验室问题采取建立一系列课程的形式,这些课程是与儿童的能力和经验生长的自然历史协调一致的。问题在于选择能最确定地满足某一特定生长时期的需要和能力的教材的性质、种类和恰当的比例,在于选择表现的方式,使选定的教材生动地进入生长中去。对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的局限性和无知的深度,不论怎样充分地或坦率地承认,都不算过分。没有人完全科学地掌握了儿童生活中任何一年的主要心理事实。声称最适合促进这种生长的材料现在已被发现,这是纯粹的自以为是。建立教育实验室的设想倒是认为对于使理智的探索成为可能的生长的条件和方式已有足够的了解;只有按照已经知道的去行动才能找出更多的东西。主要之点是这种实验要能增强我们合理的信心。要求是,保证各项安排允许并鼓励自由研究,确保重要的事实不致被忽视,保证具备使探寻所指引的教育实践能够赖以进行的各种条件,保证没有来自不正当地依赖于传统和先人之见的歪曲和压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所学校将成为教育上的实验站。

阅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第十一章 民主与教育

想要发生这个变化,先要对学习好制定一个新标准。

1992年7月20日

第四,打骂式。

2、道德教育和直接的道德教学

当我们表达一个事物的时候,可以说一段话,也可以写一篇文章,还可以做一样东西。

在幼儿园里存在着一种奇异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倾向,这种倾向假定,因为活动的价值在于它对儿童的象征意义,因此所用的材料必须尽可能是人造的,必须谨慎地避免对儿童来讲是真实的事物和真实的行动。于是,我们听说在进行园艺活动时撒播沙粒作为种子,儿童用假装的扫帚和抹布为假装的房子打扫清洁,在房里的桌子上摆设不过是纸剪的餐具,(甚至这些餐具也是按几何图形而不是照真正的盘碟剪成的),以代替儿童在幼儿园以外玩耍的玩具茶具。洋娃娃,玩具火车头、列车等等都被视为真实得太过于粗俗而禁止使用——因为它们不能培养儿童的想象力。

(1)向上积极性

如果学校打算承认所有阶层学生的需要,并且给学生一种将能确保他们成为有成就的和有价值的公民的训练,那它们就必须给予工作,这种工作不仅使学生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十分强壮,并使他们对国家和他们的近邻有正确的态度,而且将给他们足够的控制他们的物质环境的能力,从而能使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职业的准备一向是受到关注的;只是产业工人的前途,正如我们看到的,却被人们忽略了。近代工业由于科学发现带来的复杂化,使得以下东西成为必要,即一个渴望获得真正成功的工人,具备一种能培养他的技术能力的普通教育的基础,而人性的复杂化同样也使得初学者有必要去发现适合于他的趣味和能力的工作途径。一场普通教育原理的讨论,只需关心能满足这两种需要的工业或职业教育。专门职业和职业训练问题完全在这本书的范围之外。不过,某些跟促进较狭隘意义上的工业训练运动有关联的事实,与更为广泛的问题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因为正是目前,存在一种大的危险,即随着工作的展开,那种在葛雷和芝加哥正在做的真正教育形式的工作也许被忽略了,而都热衷于进行职业训练。

能够做出这种观察,就能安排好自己的学习。

我刚刚进入游戏的时候这样做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现在学校必须提供过去由家庭负责的那些教育因素,“有目的地”去做,就是出于本能、经过试验发现这类作业能主动地吸引住学生,并授予他们在任何其他方式里得不到的某些东西。由于对这类作业的真正重要性的意识还很不够,因此往往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混乱的和不相连贯的方式去从事。用来为它辩解的那些理由不适当到令人厌烦的程度,或者有时甚至是绝对错误的。

善于整理书籍,在整理中阅读,是一种特别智慧的游戏。

我认为假如把一个方面看做与另一个方面孤立不相关而加以反对的话,那么这两种反对的论调都是对的。我们为了要知道能力究竟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知道它的目的、用途或功能是什么,而这些是无法知道的,除非我们认为个人是在社会关系中活动的。但在另一方面,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能给予儿童的惟一适应,便是由于使他们充分发挥其能力而得到的适应。由于民主和现代工业的出现,我们不可能明确地预言二十年后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因此也不能准备儿童去适合某种定型的状况。准备使儿童适应未来生活,那意思便是要使他能管理自己,要训练他能充分和随时运用他的全部能量;他的眼、耳和手都成为随时听命令的工具,他的判断力能理解它必须在其中起作用的周围情况,他的动作能力被训练能达到经济和有效地进行活动的程度。除非我们不断地注意到个人的能力、爱好和兴趣——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把教育不断地变成心理学的名词,这种适应是不可能达到的。

观察包括方方面面:不仅观察自然,也观察社会;不仅观察学习方面的东西,还要观察生活方面的东西。

当学校缺乏建立交流和社会协作的基础上的动机时,教师便求助于各种外来的动机。例如,为了得到优良的成绩而竞争,结果比较弱的学生因自卑而丧失真正的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只是因为他是个胜利者而骄傲自满。在杜威看来,这种无目的的竞争是个讽刺,与真正智力的和艺术的事物是格格不入的;合理的要求是合作和共同参与。

利用好强心牵引孩子,使孩子在注意力的集中,毅力的建立,遵守纪律方面能够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

六、作业心理学……………………………………………………(91)

不适度地批评,过于严厉地批评,都可能挫伤孩子的积极性。

《教育中的道德原理》(1909)一书是杜威关于道德原理与教育的最明晰的论述。杜威从在密歇根大学时期(1889~1894)代理莫里斯(George S. Morris)当哲学系主任到在芝加哥大学整个任职期间,一直讲授伦理学,并广泛地从事教育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发表了《伦理学的形而上学方法》(1896)、《进化论与伦理学》(1898)、《教育中的伦理学原理》(1897)、《伦理学讲授提要》(1897)等著作。《教育中的道德原理》是对《教育中的伦理学原理》略加修改、补充而成的,从中可以看到他所提出的理论和他在实验学校里从事的实践的密切联系。

这些坏描述常常从家长开始。

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的,一套是为校外生活的。因为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致的。讨论学校中的道德,似乎学校是一个孤独存在的机构,这种倾向是十分不幸的。学校和学校主持人在道德上的责任就是对社会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学校是由社会建立起来完成一定的特殊工作的机构——执行一定的特殊职能以维持生活和增进社会的福利。教育制度如果认识不到这个事实所赋予它的伦理责任,就是不负责任和玩忽职守的。它不是在做使它所以存在而应该做和自称要做的事情。因此,一般地说,学校整个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具体工作,需要时时联系学校的社会地位和职能去加以考虑。

任何一种东西,如果没有消费的需要,没有市场,还有生产积极性吗?

兴趣的概念和它在教育中的地位是19世纪末教育革新运动中最吸引人的问题。杜威于1896年发表的《与意志有关的兴趣》和1913年就上文加以改写的《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并提出了重要的教育原理。照克伯屈的话说,杜威这个著作是“划时代”的,是杜威对教育理论的特殊贡献。①

我看了一本书,讲给你听,你很爱听,有可能我更爱表达。我更爱表达,可能造成我更爱看书。

学校的智力训练和道德训练之间非常可悲的分割,获得知识和性格成长之间的可悲分离,不过是由于没有把学校看作和建成其本身就有社会生活的社会机构的一种表现。除非学校尽量成为典型的社会生活的胚胎,道德训练必然部分是病态的,部分是形式上的。当重点放在矫正错误行为而不是放在养成积极有用的习惯时,训练就是病态的。往往教师对学生的道德生活的关心所采取的形式是警惕他不遵守学校的规则和常规。从这时儿童发展的立场来判断,这些规章都多少是传统的、专横的。它们是为了现存的学校工作方式可以继续下去而不得不制定出来的规则;这种学校工作方式缺乏内在的必需的东西,这种缺陷自身,从儿童方面,反映出一种感觉,即学校的道德训练是专横的。迫使教师注意防止失败而不是注意健康成长的任何情况,都是提出错误的标准并造成歪曲和误入歧途的后果。注意防止错误行为应该是偶然的,而不是一条原则。儿童对自己在干什么应该有积极的认识,以便从他必须做什么的立场判断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他才真正有充满活力的标准,一个使他能够为了未来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标准。

一变化过来,问题就解决了。

第九章 工业与教育再整顿……………………………………………(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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